利益平衡论: 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权，或称之为垄断权。这种垄断权的授予无论是从智力创造的劳动学说、还是从智力产品的人格属性或者激励主义层面上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然而，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或称为智力产品）具有无形性、继承性的特点，从而使之也具有公共商品的属性。换言之，社会公众对其也有合法的需求。知识产权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创造性表达的最大化。该法律通过创造者对其劳动果实的权利和未来的创造者自由表达的权利之间探寻一个适当的平衡，并试图实现这样的目标。缺少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减少对于创造的激励；而创制垄断权的过度的保护会超过创造性表达的原材料。这样一来，立法者在进行知识产权立法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立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励创造者并在多大的程度上使公众获得利益；第二，在多大的程度上垄断权的授予会损害公众。这种垄断权的授予，在适当的条件下，赋予了公众一个利益，该利益超过了临时的垄断带来的弊端。例如，著作权法就提供了两种机制，通过这两种机制著作权所有人的权利可以获得保护，而不会损害公众接近信息。这些设计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具有著作权性的表达与不具有著作权性的思想与事实之间做了明显的区分。一方面，作品中的思想不具有著作权性，主张保护思想会因为阻碍了信息的传播而减缓社会效用。另一方面，思想的表达受著作权保护，通过这种保护，著作权法为作者的权利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第二个方面是确保公众需要利用信息和作者对于原创物的垄断之间的一个适当的平衡的手段。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知识产权人对智力产品的垄断和社会公众对其的合法需求构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这种矛盾始终存在，知识产权制度从设计（立法）到实施都体现了这种矛盾的彼此消涨。为了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功能，确立平衡原则具有关键的意义。否则，要么是知识产权权利的权利过大，损害了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通过对智力产品提供充分的保护，激励对社会有益的创造性智力产品的生产，同时有利于广泛传播这种知识产品，从而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无从实现。或者要么是损害知识产权权的利益，使智力产品生产的原动力不足，同样使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不能实现。

 利益平衡论围绕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社会对智力产品的合法需求这对矛盾，探讨利益平衡原则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及通过剖析知识产权中所涉及的各种权利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试图提出一个以利益平衡原则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应当说，这一思路和理论构建在知识产权法理论意义上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这里先从信息的生产、控制与信息自由、对信息的接近之间的关系初步阐述这种平衡论的思想，然后再提炼这种思想的一些实质性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利益平衡确实可以作为认知知识产权制度的一种方法论。

（二）

对个人所有权建立以“自由”为基础的权利将会创造有形物中的财产基础。然而，对财产权的以自由为基础的讨论，则可能会得出反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结论，因为专利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垄断权妨碍了其他人以某种方式占有智力财产的自由，[Page]知识产权制度限制了思想的自由流动和个人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主张知识产权存在道德上的障碍，它妨碍了个人自由，故应该被废除。这些权利限制了涉及到合法占有财产的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行为的全部范围。与有形财产权仅仅排除其他人对于该物的控制相比，知识产权是排除了人类行为的全部领域。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平衡机制。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兼顾了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和社会公众的自由接近信息的利益，最终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对信息接近的有限的抑制，扩张了信息的总量，为更大程度的信息自由提供了保障。从权利的自由度看，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社会在权利界定与分配上实行的是“专有区域”与“自由区域”的分野。所谓专有区域，是指知识产品创造者独占的领域，在专有领域中，他人使用知识产品一般既要征得权利人的同意也要向其付酬，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法定许可、强制许可），虽然不需要征得许可，但是要向权利人付酬。所谓自由区域，是指对知识产品的使用，既不需要征得许可，也不需要向权利人付酬。著作权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原则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专有区域的设立，可以为智力创造者从事智力产品生产提供足够的激励，在经济学上讲是有效益的。自由区域的设立则在不损害智力创造者的利益的前提下促进的信息的传播和利用也是有效益的。这种专有区域与自由区域的分配，实际上反映了知识产权人和知识产品的使用人利益的平衡问题。

 作为信息选择的工具，知识产权通过专有权的保护，对信息的有价值的交换带来了便利，并且达到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获得福利。另一方面，信息的使用者以不损害信息的交换价值的方式利用信息，这会相应地刺激信息的交换。在信息的生产、交换、流动过程中，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信息的最佳分配关注的是怎样构建一种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制度，使其最大限度地分配相关的信息给那些最需要使用信息的人，而不是怎样地被公正地分配的问题。这样一来，知识产权制度必须考虑一下一个平衡问题——知识产权法有效地促进信息的选择和分配，而不会损害信息提供者扩散信息的积极性。

知识产权对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流动的限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也确保了思想和信息总流量的增加、确保了思想和信息的公开、确保了信息的专有只是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期内，从而促进了信息的有效选择和分配，协调了专有权利与公众对信息接近的权利的矛盾，最终实现了对知识产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均衡保护。

从信息产权的角度看，增加智力公有物容量的最佳的办法是通过分配信息的和更广泛的知识产权增加对产生新信息的激励。思想和信息的有效的公开，自然是思想与信息自由流动和传播进而促进信息的分配的必要条件。在促进思想和信息的公开方面，特别是通过产权激励促进信息的公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思想的使用和传播。除了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比较特殊外，专利、商标制度对于权利的获得、保护都有公开的要求。特别是专利制度，技术公开是其非常重要的特点。专利法律赋予发明者以专利垄断权，排除他人对其发明的某种使用，以换取其发明向社会公开。这种直接激励公开的产权模式甚至被演绎为专利制度的一种重要理论——契约论。即国家以授予发明者专利权为代价，换取发明者将其发明向社会公开，国家和发明者之间就好像是在订立一个契约一样。当代的著作权制度虽然一般没有公开的要求，著作权人要实现其权利也必须公开其作品，否则著作权只是处在一个期待权利状态。由于人们学习知识离不开对他人思想成分的吸收，思想与信息向公众公开对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不可缺少的。当智力创造者把他们的思想公开时，专利和著作权将会增强而不是限制思想的自由流动，虽然它们仍然限制了思想的广泛使用和自由的传播。

再有是，知识产权制度对权利的授予不是绝对的；相应地，其对信息和思想的接近的限制只是相对的。这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的权利限制。如那些反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学者如果看一看权利限制的一面，他们就可能发现他们的主张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本意不相适应。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确立的如合理使用、权利穷竭、侵权例外、强制许可等限制形式确保了在相当多的场合接近信息不受限制，特别是为个人使用、非赢利性目的和教育目的来使用专利或者著作权作品。如果限制自由对于知识产权有消极的后果，那么可以包括更多的对于所有权的限制。

（三）

知识产权理论上的利益平衡论，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以下几个原则：

1．  对创造者从事智力创造的激励与对智力创造物的传播的激励的平衡

人类通过智力上的努力，创造了作品、技术、产品，形成了智力上的财产和信息资源，这些财产与资源通过进入市场流转被社会公众所利用而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这些智力财产在市场中的流通显示了其经济价值，在所有权被确认的范围内，它们被称为知识产权。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说，这些智力财产的实现取决于智力产品的创造成本、潜在使用的需要、市场结构，以及允许其所有人控制其使用的法律权利。其中后一点尤为重要，它既涉及到智力产品所有人即知识产权人权利的实现和对智力产品生产的激励，也涉及到对智力产品在市场中的流转的效用，用信息产权的语言来说即是信息扩散的效用和程度，也就是对智力创造物的传播。

因此，在完整的平衡意义上，仅仅对于信息、智力创造物的创造激励还是不够的，信息的传播、智力创造物的使用同样重要。一种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可能使智力创造的激励达到最大化，但如果没有对传播的相应的激励机制，这种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社会效用就难以称得上是最佳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人财产权，成本与利益共存表明它在观念上可以作为一种激励创造的东西。但这种权利的背后支持的是对智力产品扩散和接近的需要。在建立知识产权的规则时，社会必须建立这样一种平衡：知识产权人控制其智力产品的需要以及使用者使用的需要，如个人对智力产品的必要利用、进行后续发明、智力创作的需要等。

换言之，这种制度应当在创造和传播知识产权方面创造一种适当的平衡。一种不让革新成果不被广泛使用的制度可能比较少强调创造但确保新思想和创造性作品广泛传播的制度得益要少些。例如，许多专利因为没有找到商业市场而从来没有被商业上的使用，此时商业化的刺激就与对创造的刺激同等重要。在这点上，该制度通过以下几方面为刺激创造与激励传播提供了重要保障：（[Page]1）准许以市场为基础的促进创造的刺激；（2）尽量使创造活动的成本最小化；（3）为实现经济与社会目标，及时规定发明与创造的公开与合理的公正使用制度；（4）通过与其他规则或经济制度相互衔接，像反垄断政策、影响知识产权价值的贸易与政策等。

    虽然知识产权中的不同的制度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不相同，它们却都试图在为开发新技术、信息产品和艺术创造中提供充分的激励，并且确保在智力产品的有效分配进入经济中达成平衡。从政策工具和市场运作机制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对于解决市场中开发和信息流转的失败，是一个极佳的手段，因为对智力创造的刺激是以市场为中心运作的。实际上，在当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它被建构为既保护作者和发明者的努力，同时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信息。

从我国的几部知识产权专门立法来看，对激励智力创造与激励智力创造物即智力产品的传播都被看重，可以认为比较好地实现了这种对创造与传播的平衡。以《专利法》为例。在我国第一部《专利法》即1984年《专利法》的起草过程中，对是否应当建立中国的专利制度曾存在激烈的争论，反对者的主要意见是，专利法通过专有权的授予会产生对技术的封锁和垄断，影响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这种意见实际上把专利的专有与发明创造的传播对立起来。《专利法》实施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专利法》在起到鼓励发明创造作用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制度构建使发明创造被广泛地推广应用。这些制度构建表现为专利的公开制度、许可和转让制度、权利限制制度、有限的保护期制度等。

应当说，在促进智力创造与传播上，商业秘密法律有其特殊性。尽管商业秘密法律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促进智力创造的公开和传播，因为它以保密作为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整个制度的层面上，商业秘密制度最终是促进了智力上的努力。所以，以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否认激励创造与传播的平衡这一特点是不可取的

2．  创造者从事智力创造的激励与使用者对智力创造物的需求、使用之间的平衡

3．  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是不言而喻的。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表现为通过被赋予专有权，知识产权人可以凭着对智力创造的独占而获得精神和经济上的利益。现代各国的知识产权法无不对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作出尽量周全的规定。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的，也在于保护知识所有者的知识产权。并且，近些年来，这种专有权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以我国新修改的几部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为例，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强化了对权利的保护。这种强化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不过，在自我利益市场知识产权私人利益的可能的膨胀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例如，《知识产权哲学》一书的作者 Peter Drahos 在该书第六章《财产、机会与自我利益》中即认为在市场中自我利益行为者的行为在知识产权膨胀中的危险：“在抽象物中的财产权给那些所有人在市场中的战略性的机会。这些行为是给他们一个警钟。即要认真考虑适合他们的这些权利的行使和重新设计。结果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分开了。”他认为在自我利益的竞争性市场上，知识产权人会进行有限制的竞争，因为他会自然地开发限制模仿的战略。

从利益平衡论的角度看，知识产权中的公共利益也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这样一来，就牵涉到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关于这一问题[Page]，我们可以首先从关于财产的利益学说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加以理解。这里以西方最著名的庞德的社会利益说为例略加阐述。

知识产权中的公共利益与“公共领域”有相契合的地方。知识产权中的公共领域涉及到资源共享的问题。在当代，人们注意到，存在着知识产权保护受经济利益驱动不断地升级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呼声日高并存的两种趋势。在调和这两重利益方面，维护创造者的权利与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平衡作为知识产权法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知识产权立法虽然立足于保护知识所有人的知识产权，但同时又注重构成这种产权的知识的充分公开和利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重视个人的经济权益和人身权益时，也要充分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才能实现繁荣和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目的。

 进一步说，知识产权法尽管在总体上属于“私法”性质，但都有公共利益目标，只是在不同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中有所不同而已。如在著作权法中表现为，增进知识的学习、促进文化和科学的进步，以及方便接近信息和信息的流动。在专利法中表现为，信息的交流和接近技术与信息，最终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没有对公共利益的保障，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将无从实现。因此，在知识产权中，主要的公共利益也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建立在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上的对创造者和传播者的保护将是实现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主要机制。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