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之我见

由于五位教授并非DVD行业经营者，并且与DVD领域专利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因此这一案件系知识产权领域典型的公益诉讼案，可谓中国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第一案”。表面上，该案的和解可谓是成功的，但诸多问题仍值得深层次思索。“第一案”后是否出现“第二案”、“第三案”？国内诸多产业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否都可能或可以由个人或专家来维护？

一、“第一案”的意义与困境

案件最终和解对我国政府、学界、企业界与相关产业都意义重大。这让我们的政府、企业与产业界警醒跨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大棒，警惕国外企业以“知识产权”滥用损害产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为产业界与企业树立了保护自身利益、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指引了方向，将外国公司的“专利”拉下神坛。

“第一案”注定是经典的，但不能总指望专家自费并以个人名义提出“第二案”、“第三案”乃至诸多知识产权滥用案。因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不仅仅是该案本身，更需关注的也许是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在我国如何构建？

二、知识产权扩张与异化：公共利益亟待保护

自罗马法以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区分是法学一直以来的永恒主题，在知识产权法中亦不例外。公共利益可以被界定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中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权利。

知识产权中的公共利益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知识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个使用者对知识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同时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在形式上保证了知识产品是“共同受益”的。

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与垄断企业的表现就是很好例证，前述飞利浦专利无效案就是如此。滥用知识产权损害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情形日趋严重。他们在我国高新技术领域“布阵设雷”，申请大量相关专利（更严重的是，一些甚至是无效的“垃圾”专利），以期对我国企业形成技术壁垒。通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方式，强化新的贸易壁垒，以期降低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视野下，知识产权得以强化至无以复加之程度，以至于知识产权“异化”并丧失其本来面目。在专利权领域，专利权的扩张使得与健康权等人权发生严重冲突；同时也有滥用专利优势，妨碍发展中国家进入相关领域。在著作权领域，著作权客体与著作权期限的扩张使得利益的天平日益向著作权人倾斜。

在当代，应警惕发达国家极力推行的全球保护主义与独占主义思想，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高标准和注重保护权利人等因素使我们有必要反思现有知识产权秩序。重构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中实体权利与利益的平衡固然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来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无疑是可欲的路径。

三、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主体：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应承担更多责任

我国诉讼法领域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只有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其弊端在于忽略了公共利益的存在，关闭了对这些权利的救济之门。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这种严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与挑战。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并建构公益诉讼制度无疑顺应了时代需要与潮流。笔者以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关键在于确立提起诉讼的主体，也就是谁有资格、有能力适合保护知识产权中的公共利益？在笔者看来，国家特设机关与社会团体是提起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两类主要主体，其中社会团体应承担更多责任，个人提起公益诉讼不宜制度化。

首先 国家作为公益诉讼控诉的一极是必不可少的。公共利益必须有一个实在的主体予以代表与维护，否则容易遭受私人利益主体的侵犯，无论就其产生的动因，还是有关的历史使命以及其所享有的各种权力与方便，国家无可争议地成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知识产权领域，此种代表体现了当公共利益受损时动用国家机器进行的救济，国家必须置喙其间。否则，知识产权专有权人将可能假借维护私权名义，肆意侵损公共利益，而无人过问，这只能说是国家的失职。立法应当赋予国家特设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权利。

传统上一般以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之主体，但考虑到知识产权纠纷的技术性与检察机关的专门任务，检察机关并不适宜作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原告。笔者以为，可在商务部门或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中设置专门的人员或机构，以担负公益维护之职责，以规制知识产权之滥用。